“就猥亵幼年李小冉（化名）的民事侵权不法行为，向李小冉道歉”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5月17日，在一份社会关注度并不高的行业报纸——《中国新闻》报的A13版的分类广告里，除了发票遗失公告、拍卖公告之外，还有这么一块豆腐干大小的道歉声明，讲述的案件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规划总院的岳仲金，在李小冉5岁到12岁期间（1997年至2004年）对其实施的长期猥亵乃至性侵害，性侵害导致李小冉严重精神抑郁，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
文字无声，满是血泪。

这份豆腐干大小的道歉声明，甚至都不是岳仲金本人撰写的，而是法院代拟的，声明里面没有悔恨、忏悔，道歉内容仅仅是“向李小冉道歉”这6个字。岳仲金甚至保住了在央企的金饭碗和“国家工作人员”身份，只是“行政留用察看二年”。

而从法律程序上说，岳仲金长期性侵害幼女的法律责任，已经履行完结，因为猥亵犯罪的追诉时效是5年，目前已经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，而30万元的赔偿和这份“登报道歉”已经履行完毕。

过了追诉时效，性侵幼女登报道歉就能了事？

2015年，李小冉在一次和父母的冲突时脱口而出，“我小时候遭受过性侵，不是猥亵，是性侵！我每一天都在煎熬，等着去死！”也许是伤口太深，直到两年之后，李小冉才说出在幼年时（1997年到2004年期间）长期侵害她的人是岳仲金，父亲的同事、多年好友。

2017年11月，李小冉报警；2018年3月，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将岳仲金刑拘，37天后取保释放，但是岳仲金一直只承认存在猥亵行为，而否认强奸行为。最终其涉嫌的强奸罪，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；猥亵儿童罪则超过了追诉时效。

我国刑法规定了犯罪的追诉时效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，经过5年；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，经过10年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的，经过20年，就不予追究了。

而按原先刑法的规定，猥亵儿童罪，除非有聚众、在公共场所实施等法定加重情节，其最高刑是5年，那么对应的追诉时效就是5年。也就是说，早在2009年，岳仲金的猥亵罪的追诉时效就已经过了。

李小冉之后转向民事诉讼渠道追究性侵者的法律责任，也一样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。现行《民法典》规定，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，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。

但是，小冉主动说出加害人时，已经年满24周岁，也远超出现行 《民法典》的民事诉讼的时效。“幸运”的是，因为李小冉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适用了特殊的规则，才赶上了民事起诉的末班车，提起了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民事诉讼。最终法院判决，岳仲金向小冉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、误工费、住宿费、精神抚慰金、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万余元。

追究强奸罪，证据不足；追究猥亵儿童罪，过了追诉时效；追究民事责任，原则上也过了诉讼时效。于是，性侵者对小冉在她5岁到12岁期间长时间、高频次的性侵，足以毁掉其一生幸福和安全感的性侵，只换来那几行铅字的道歉声明和区区30万元赔偿。

李小冉一家拍摄的岳仲金的视频资料截屏

时间不能站在性侵者一边，法律更不能！

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机制的设置，本身是为了督促被害人及时报警、追究犯罪责任，也是基于“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被犯罪损害的社会关系已经得到修复”的默认。

但是，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，却有其特殊性，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（特别是幼女）因为年纪较小，往往没有意识到那是刑事犯罪，或者觉得羞耻，不愿意揭开伤疤，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堆叠，不仅是证据逐渐湮灭，而且可能错过了追诉时效，社会关系也没有修复。结果，童年的性侵经历成为被害人一生的阴影，成为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

天经地义的揪出童年性侵者的正当要求，却撞到了追诉时效的高墙之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岳仲金这样的性侵者逍遥法外。

单位对岳仲金“行政留用察看二年”的处理决定

其实，横向比较一下，一些国家已经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，修订了刑事规则。比如，2011年，讲述侵害女童犯罪的韩国电影《熔炉》上映，获得社会极高的关注，上映37天后，韩国国会以207票赞成、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“性侵害防止修正案”，又名“熔炉法”，提高了性侵儿童的量刑力度，并且废除追诉期。目前，美国已有多个州修法取消儿童性侵害犯罪的追诉时效。在瑞士，经过2008年的全民公投，针对儿童的性犯罪将不再受到追诉时效的限制。

我们经常说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”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如此。本案中的岳仲金，知道自己罪行超出猥亵罪追诉时效之后，态度十分嚣张，公然指责法院“没有担当”“屈服于媒体压力”，拒不履行要求公开道歉的民事判决，甚至还保住了央企的金饭碗，实在让人愤怒。

如果法律奈何不了一个性侵幼女的人间恶魔，那么说明法律应该做出改变了。